方汉奇：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
新闻来源：来源：揭阳网
发布时间：2013/11/5 14:26:17
方汉奇，祖籍广东普宁，1926年12月生于北京。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十五所大学的顾问、兼职教授或课程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等职。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1984年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96年获韬奋园丁奖一等奖，1996年获全国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1987年、2002年先后两次获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2002年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2年获第13届中国图书奖。
早在学生时代，方汉奇就向往做一名邹韬奋、范长江式的著名记者。出于对新闻工作的爱好，他很早就开始集报。在集报过程中，他接触到许多鲜为人知的中国新闻史料，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的大片空白，使他情不自禁地涉足其间。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新闻图书馆。为弄清上海藏报情况，他四处访查，跑遍了当时上海的20多家公私立图书馆，编写出版了《上海各图书馆藏报调查录》一书，为人们查找利用报刊资料提供了方便。1953年方汉奇调入北大新闻专业任教，先后参与开设和讲授了《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外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研究》、《名记者研究》、《港台及海外华人报纸研究》等课程。他的课堂教学，内容丰富，思路明晰，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受到学生普遍赞扬。他博闻强识，诲人不倦，在新闻界有“活字典”之誉。凡有询问古今新闻事业之人和事者，他都不计时间、精力，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来信必复，来访必见，其学问道德，堪称师表。
方汉奇治学勤奋，厚积薄发。他手摘笔录几十年不辍，至今，分门别类、写满蝇头小字的新闻史卡片已累积十万余张。居室中四壁皆书，是国内外收藏中国新闻史书刊最多、最全的个人。在勤奋治学的基础上，先后撰写和主编了《报刊史话》、《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中国新闻事业简史》、《邵飘萍选集》、《中国近代报刊史》、《报史与报人》、《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事编年》、《中国新闻人物志》、《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等教材和著作。其中，《中国近代报刊史》一书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作了科学、系统的记述，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名，纠正前人著述失误200余处，受到海峡两岸新闻学界高度评价和国外新闻学界的注意，被认为是继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之后又一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大学新闻事业通史教材，被各新闻院系广泛使用，是迄今国内外流传最广、发行数量最大的中国新闻史专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中国迄今规模最为宏大的新闻史专著，代表了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一书则填补了中国新闻史教材中当代部分的空白。
方汉奇在海内外刊物上共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世界现存的最古老的报纸》一文，首次论证了该进奏院状是世界现存的最古老的报纸，为中国古代报纸产生于唐代提供了佐证；《邵飘萍是共产党员》一文根据新发现的大量史料，明确了邵的共产党员身份；其他如《新闻学是历史的科学》、《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大陆新闻教育》等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和新闻传播界均产生较大反响。例如，他认为中国报纸起源于唐朝，而不是像有些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所说起源于汉朝；他认为中国的民办报纸起源于北宋，而不是南宋；他认为朝报、邸钞、阁钞、杂报、状报、除目、京报等都是古人对封建官报即邸报的异称，并不是独立于邸报之外的一些报纸；他认为中国民间报房出版的京报，起始于明朝中晚期的万历年间而不是传统说法的清初；他认为邵飘萍不宜归入资产阶级报人一类，而林白水虽然死于军阀屠刀之下，却不宜评价过高。这些观点，都在新闻史学界引起重视，其中多数已为国内外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所接受。
方汉奇还在《略谈关于新闻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和建议》等文章中对新闻史学的研究问题作了论述。在这些文章中，他阐述了自己对新闻史研究工作和有关新闻史的一些学术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新闻史属于历史科学中的文化史的范畴，是交叉于新闻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新闻史的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既要反对“左”的也要反对右的思想影响。在反对“左”的思想影响方面，他主张新闻史在写作上应该史论结合，不能以论代史；在体例上应该有自己的特点，不能雷同于一般的政治史、党史和思想史；在研究范围上，应该突破一些禁区，以我为主，兼及敌我；在对待新闻史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乱贴政治标签，不搞唯成分论，不以偏概全。在反对右的思想影响方面，他认为新闻史的研究，除了总结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之外，应该以继承和发扬进步报刊和革命报刊的优良传统为主要目的，不能数典忘祖。在新闻史研究工作应如何开展这一问题上，他还提出了加强重点报纸的个案研究，加强新闻史人物的研究，加强报刊业务史的研究，加强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加强建国以来新闻史的研究，加强重大宣传战役的研究，以及加强新闻史料的搜集、甄别、整理、出版工作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