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宁何时移治厚屿，旧史志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
 
    〈一〉明万历三年（1575）移治厚屿。其根据是明万历三十八年知县阮以临编纂的《普宁县志略》载“万历三年，知县刘钝综理县城于厚屿，规模略定矣。其于官舍学宫也稍葺建。”潮郡太守胡恂在《普宁县舆图说》也提到“潮阳地广梗治，析洋乌、?水、黄坑三都置普宁县，以贵屿为治所。万历三年移厚屿。”
 
    〈二〉万历十年（1582）移治。其根据是写于清代的《明史》卷四十五载“普宁，府西南。嘉靖四十二年正月以潮阳县?水都置，析洋乌、黄坑二都地益之，寄治贵山都之贵屿。万历十年移治黄坑，以洋乌、?水二都还潮阳。”又《潮州志·沿革》也引《明史》持此观点。
 
    〈三〉阮以临谓“十八年后”移厚屿。普宁县第十二任知县阮以临写的《条陈十议》中说“普宁，且初设县治向在此都贵屿地方，经十八年后因改邑厚屿。”
 
    〈四〉万历十四年（1586）移治厚屿。《普宁县治略》卷一记“十三年议迁，十四年知县赵宪改拆旧料约六百余丈移建，即今之城也。城有四门……。”明末清初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也说“普宁，府西南百二十里，西北至揭阳县七十里。嘉靖四十三年析潮阳县之洋乌、?水、黄坑三都地置县于贵屿，名安普县。万历三年改筑城基于厚屿。十年，以二都还潮阳，止存黄坑一都，改曰普宁县。十四年城成，因移治焉。”乾隆十年《普宁县志》同样载“神宗三年，知县刘钝始经理县城于厚屿，规模略定。及?、洋诡夺，治仅存黄坑一都。十三年议迁，不果，十四年佥事卢仲佃，知县赵宪改拆旧料筑今城。”
 
    上述诸说，虽各有所本，但其中有三种提法都出自万历三十八年普宁知县阮以临编纂的《普宁县志略》及《条陈十议》。其它的如《明史》、乾隆萧麟趾编修的《普宁县志》或《普宁县舆图说》、《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载，恐怕也都是源于阮氏的《志略》。有关这类史实的记载，理应以距离建县时间越近越准确。《志略》是建县47年后的第一部地方志，且阮氏本人又是普宁的知县，他的著述当较可信。但他在同一部《志略》里却诸说杂陈，自相矛盾，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因此，普宁何时移治厚屿，实难断定。
 
    按一般而论，建县之初，别说建县城，即县城要设于何处也未确定。第一任知县赵钺到任时，就是“系印于肘，借民舍以为居。”但寄人篱下，终非久安之计。至万历三年移治厚屿，自属势在必行，持之成理。再从“规模略定”，“亦稍葺建”等文字看，显然是记述移治的开端而未完成。《志略》卷一和《读史方舆纪要》中有关记载也可作证明。至于潮郡太守胡恂的《普宁舆图说》始见于乾隆十年的《普宁县志》，从时间上看，他的记述是距离建县170年后写下的，又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其根据很可能是来自《志略》，不足为凭。
 
    持万历十年移治说，唯一的根据是县城易地。（因这时洋、?二都已归潮阳）但缺乏活动内容，没有说服力。万历十年的贵屿在《普宁县志略·城池》中提到“前所筑已为道旁之室矣！”由此可窥见当时厚屿民用建筑的发展趋势，而官府的建设反而相形见拙，这不正是道出了这年没有移治的迹象吗？《潮州志·沿革》所记明显是来源于《读史方舆纪要》和《明史》，自不庸置辩了。
 
    阮以临《条陈十议》提出的“十八年后”移治说，首先是这个“十八年后”的时间概念界限不明，没有实际意义。它只能说明普宁寄治贵屿至少在十八年以上，由是也否定了万历三年和万历十年两种移治说。但十八年后究竟是什么时间移治，他并无提及，这就令人难以置信了。
 
    综上所述，普宁移治的时间应以哪个提法较可靠呢？《普宁县志略》又记载了这样的事实：“乙酉（万历十三年）赵宪始建殿庑。”再参照诸说记述，归纳起来是知县赵宪为了准备移治，在万历十三年就赶紧扩建学宫和两旁房舍，翌年在佥事卢仲佃的建议和协助下，拆了六百多丈旧料建造城垣，城垣开东、西、南、北四个门，城门还构筑防患水祸的设施。据此，可以认为：万历十四年（1586）普宁始从贵屿移治厚屿是顺理成章的，符合历史实际，因而也就毋庸置疑了。